办学初期我所经历的点点滴滴

（1965-1976）

王克亚

（一）

1965年，根据党中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精神，结合湖北新设立的郧阳、咸宁两个地区行署的实际，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由当时的武汉医学院和湖北医学院各自筹建一个医学分院。武医就主动要求办郧阳分院。

当时我正在荆州地区江陵县搞四清运动，已经一年多了，正在做收尾工作，准备在十二月中旬结束返汉。大约在十一月中旬时，武医的四清带队领导同志正式通知我：接到院里通知，将派我到郧阳分院负责教务管理工作。对此突然告之，我表示服从分配，而不是讲价钱。我是十二月十六日回到武汉的，前一天大批人员已经离开了武汉。十二月十七日，当时武医党委组织部、人事处和教务处找我去开了一个会，要求我最迟应在六六年元旦过后，立即赴郧，作开课的各项准备工作。此时所招学生已经到校，正在进行劳动建校工作，要争取六六年二月初开课，必须到任做准备工作；同时还决定我的四清工作后的二周休假和赴郧同志合并为一个月的探亲假，等教学工作走上正规后再补休，并由学校给予一定路费补助。据此，我在汉的十来天就忙着筹备开学的工作：一是与武医教务处商讨开课的准备工作，决定在师资不足时如何派人短期支援；二是与武医有关部门商讨再增添必要设备的问题；三是及时通报医学教育信息的问题。

1966年元月三日一早，我随武医派赴郧阳检查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一起，同乘一辆吉普车出发，是日夜宿襄阳。第二天早晨，继续西行，过谷城的石花街后，慢慢就进入了山区。现在还记得车到土关垭这一鄂西北山区的入口时，我还请司机停车片刻，下车浏览了一番，发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慨。我们来山区办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搞清楚了？是不是搞明白了办学的“真面目”？果不出所料，之后在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就大有“穿新鞋，走老路”之嫌。那是历史的误会，这里就不赘述了。当然，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清醒之头脑，应识事物的“真面目”，这才是务实的态度。

几分钟后，车继续前行，晚上安全抵达郧县新城，在招待所住了一晚，次日上午，草草收拾住处后，下午就投入了开学准备工作。

当时，中专招生90名，大专招生40人，已经于1966年12月初到校。我到郧县时，他们已经搞了一个月的建校劳动，迅速准备开课已是迫在眉睫之事了。

当日，与解剖教研室贺维新老师谈及的一事，是大、中专都要开解剖学如何办？随即组织基础医学各学科教师讨论。大家本着大协作精神，决定不论是搞生理、生化、病理、药理的教师，也不论是教授、讲师、助教，都在贺维新和何盛耕老师主持下，带解剖实习。这种相互支持的作法，使我们深受感动。

（二）

1966年二月初，学校如期开课。新修的四个小教室也如期竣工。学校虽然简陋，但处处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然而好景不长，大约三个多月后，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接着便是停课闹革命。校园的山上山下，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像我们这些管教学工作的人，首当其冲成为了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人。当时的学生也能发挥奇想，北京有一个“三家村”之类的“黑帮”，我们在郧县刚建校没几个月，居然也出了“三家村”，那就是项士孝教授（副院长）、张林雪同志（临时教工党支部书记）和我（一个管教务的副科长）。在北京有一个什么“燕山夜话”，在我校也出了一个“周末夜话”，那就是我常在周末晚上去看看同学，问问学习情况。这也成了业务挂帅的罪证。此外，还有遍布校区“打倒王可恶”的标语。当时很是想不通，为什么全心全意来山区办学，竟成了破坏教育事业的罪人。幸好刚刚到任的分党委副书记王仁成同志（原竹山县委书记）私下找我谈话，说不要听娃娃们瞎说，组织上是明白的，只要沉住气，不会有什么事。

接着，又是搞“破四旧”，所有教职工都面临着抄家的风险。此时，又是王仁成同志，化解了这一事端。他在会上动员大家把“四旧”东西交出来，不要让红卫兵来抄。结果，在那种不正常情况下，使此事有了一个相对理想的后果。

一天，我站在黑石窑的山岗上，看着那白茫茫的一片大字报，看着那臂戴红袖套匆匆来往的学生（红卫兵），看着那空荡荡的教室，又发出了“运交华盖欲何求”之感慨。

没过两个月，又出现了全国串联闹革命。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这些人成了无所事事的逍遥派。

1967年上半年我们虽费尽了力气，搞了几天“复课闹革命”，但仍被一部分造反派视为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而只得作罢。

（三）

1966年下半年，郧阳地委、行署通知，中央三线建设的决定，在郧县十堰区筹建第二汽车制造厂，将十堰区改为地级市建制。鉴于十堰将成为鄂西北的重要城市，郧阳地委、行署将迁往十堰的变化，我们学校也决定随之搬迁。在郧县黑石窑的基建建设由此便停止下来。当时对学校而言，有三件事情要做：一是到十堰选择建校地址；二是重组基建班子，等校址确定后，立即开展基建工作；三是同时修建附属医院并开始成立临时医院，由临床医学教师开展医疗工作。

我参加了选址工作，多次来到十堰。在五堰到三堰的范围内，反复选址并比较各种方案后，确定了现在的校址。记得校址初步确定后，全体教职工还用步行拉练的方式，由郧县新城一直走到三堰，来看过新校址。

与此同时，以李世炎同志为组长的基建组开始了工作。当时以大庆“干打垒”的精神，修建了一大批楼房，计有教室两栋（共四间小教室）、教研室及实验室三栋（每栋有实验室三间）、学生宿舍两栋、职工宿舍五栋。职工宿舍基本上够当时职工居住。这些房屋大体在1967年底完工，68年初就完成了搬迁工作，全院是在十堰这边过的春节。

接着，根据省革委会的决定，以“社来社去”的分配方式，为在校生办理了离校手续。那时的学生，因为文革停课闹革命，什么也没有学，因而悔怨。我当时担任分配工作，看到这一情况，十分同情学生，但又爱莫能助，深感惋惜。对一些生活十分困难的学生，尽管我工资也十分微薄，但还给予了一定的返乡路费的资助。

学生走了，工军宣队来了，我们又得投入整党、斗批改的运动之中，接受各式各样的考验。1971年，学校又开始以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至1976年招收医疗专业大专学生546名。1972年8月，郧阳地区行署委托武医郧阳分院主办郧阳地区卫生学校，开设医士、中医、检验、放射、护士、卫生等六个专业，共招生1145名，为郧阳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医务人才。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湖北省委、省政府明确了学院实行省、地双重领导，省教委主管，业务经费、事业经费、基本建设投资均由省教委直接核拨和管理的体制，使武医郧阳分院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摘自《郧阳医学院报》2005年3月26日 第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