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期待

——访原院长杨桂元教授

孟旸　周朝军

11月2日早上，我们一行三人在老干处会议室采访了现已71岁但依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的杨桂元教授。

在谈及学院即将举行45周年校庆和新校名挂牌仪式时，他感慨的说，学校已经走过了45个春秋，像一个人一样也不算年轻了，算是中年了呢。回头看一看，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他深情的回忆说，1965年11月，武汉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53位骨干，响应湖北省的号召，千里迢迢奔赴郧阳山区，筹建武汉医学院郧阳分院。相比于大城市武汉，郧阳地区的条件异常艰苦。我们其中的很多同志家庭背景都比较好，比如张林雪教授，她的姐夫是武汉市市长，姐姐是武汉市卫生局局长，自己本身又是优秀党员，但党让她来郧阳，她就来了，没有怨言。办院初我们住在郧县一个叫黑石窖的地方，一切白手起家。学校每天从各地运来砖瓦、木头，教师们一听见有人喊“来车喽”，就放下课本，立马从教师变成了“建筑工人”。那时，几根柱子撑着几块瓦片就是教室，泥巴撮一撮就是实验模具，我记得徐标秀教授的抗原抗体模型就是用泥巴做的。郧阳有三宝：包谷，红薯，龙须草。红薯刚从地里收起，也不洗，直接切成片摊在地上晾干，但中间放置过长，煮出来时常常已霉烂变味，一年四季常吃这样东西，很多同志不是很适应。夜间学习常用煤油灯，即使用电灯也不像现在这样明亮，因为电压不稳定，灯光总是一闪一闪的，每晚一到十点钟左右就会停电。再说用水吧，我们饮用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一小眼“山泉水”，洗衣服还要跑到很远的一个水库里去洗，春夏秋冬都是如此。来到郧阳后的第二个年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那个动乱年代，我们的心灵和肉体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挨批挨斗是常事。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克服困难，人无我有的于1967年夏在十堰建起了学院附属医院（即现在太和医院的前身），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医疗工作。在这种不利的社会环境下，当时湖北省的很多院校都作鸟兽散，但我们53个人硬是坚持下来了，直到十年动荡结束，没有一个人当逃兵。讲述这些不是为了诉苦，也不是为了表功，而是说明我们“郧医人”就是有一种追求事业、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带领我们拨乱反正，社会观念有了进步，我们得到了上级政策、各级领导和社会的支持，办学条件逐渐改善，有了稍微像点样子的教室，也有了自己的图书馆。但囿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每年学校办学的经费才几十万元，只够全院职工基本工资的发放。有时院长书记一起去省里“讨”经费，费尽心思，能拿到两三万块钱，却已十分得意了。

当我们问及杨教授在任时经历的学校发展大事时，他却谦虚的说：说来颇为汗颜，我任院长的那段时间里，因为各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经费困难，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尤其是硬件条件方面发展较慢。要说印象深刻的事，首先是1986年我邀请到我尊敬的老师——原同济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叶世铎教授为“同济医科大学郧阳医学院”挂牌，充分体现了母校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又经过几年，通过全院上下的拼力奋斗，终于使学校于1994年通过原国家教委的入列评估，最终确定为一所国家教育部所认可的学校——“郧阳医学院”，学校办本科教育，终于名正言顺了；其次就是学校开始了联合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再就是卫校整体并入我校，使学校有了更多的人才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我们请杨教授对学校今后的发展提点希望时，他说，再过几天，就迎来了学校的四十五岁生日，新校名也挂牌了，我期盼学校越发展越好，也相信学校会越发展越好。现阶段，就学校的发展而言，“量”已不是当务之急，今后更要注重“质”；我们学校现有的几个特色专业，在“特”上还要下大功夫，不仅要“特”还要“特强”；要加强人才的培养，选人才要严谨，要注重职业道德，在这个基础上，培养出创新人才。对人才要加大引进力度，但更要把我们的人才送出去培养、深造。要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宽松的条件，鼓励创新，要引导大家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埋头做学问，力戒浮躁，更忌弄虚作假。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的作用。我相信，今天的湖北医药学院全体师生员工会传承老一辈工作者的不畏困难、自强自立的精神，团结在校党委的周围，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我相信再大的困难都会解决，再曲折的路都会走成康庄大道。

摘自《湖北医药学院报》2010年11月8日　第123期　校庆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