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全身心的人

——记郧阳医学院章道熙教授

曾孔生

此处见不到一马平川，满眼是重峦叠嶂。

他寄深情于峰峦翠微，在鄂西北这所医学院里传授良知已有三十个春秋，他的热血曾多次流进经他抢救的伤员血管中；他的左臂献给了医学教育事业！

他就是共产党员、郧阳医学院外科教授章道熙同志！

在章教授记忆里，清楚地印着三十年前的镜头：山坳竖着一块木牌，上书——武汉医学院郧阳分院；一群从武汉医学院来的人立在嶙峋的山石上，不住地将这山坳的每一处指指点点。他们手指之处，没有房子、没有道路。只见山林那边延伸而来的一条深壑，溪旁是两口水塘、一汪又一汪梯田，田埂上有密匝的鱼腥草……再不就是长着狗尾巴草的山坡、一座烧青砖的窑。怎么也想象不出一所本科医学院校是如何从这里冒出来的。

时光流去了三十载，悠悠往事消逝在挥手之间。眼前全不见往日的荒凉，迎面送来了现代的气息。图书馆、教学楼、礼堂、科研处、影像室、计算机中心，还有住院部、门诊楼、急救中心，一幢一幢高楼矗立在面前。

如果将时空略去，把前后两组镜头处理为“艺术定格”加以剪接，那么就可以产生绝妙的“神仙点化人间”的效果。如此，当初从武医下来的53位拓荒者不就成了“神仙”吗？其实，他们正是这样，将平凡与高尚，艰辛与神奇，构成为自己真实的人生轨迹。

章道熙教授就是他们的代表。

一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八日，湖北省人民委员会指示武汉医学院到全省最贫穷、最艰苦的郧阳山区创办分院。

听完了党组织的动员报告，章道熙走在校园的绿荫道上，无法保持往常的平静和从容。在北京城里，毛泽东同志为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夜不能寐，农业大国的青山绿水都听到了这样一句话：“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是对人民疾苦的关切，也是对每个医务工作者的激励。当时已经是武汉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主治医师、讲师的章道熙，食不甘味，急如星火。他恳切地向领导请求并获准，随武医选拔的首批骨干队伍奔赴鄂西北。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下旬，53位同志全部到达郧阳，带队的是代理党支部书记张林雪同志。第一次选择的校址，是在离十堰30多公里的郧县城。古老的“郧阳府”，由于丹江水库的建成，已经淹在水里，成为郧县人民贡献之一。老城边的一座教堂则是在水边保存下来的建筑物，郧县人民医院就在它的近旁。这就是武医分院最早的教学基地，也可以说是附属医院。

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七年，也就是武医分院的建设者开赴郧阳山区的最初时光，是在相距八里路的两个点之间奔忙的，就着原有最简陋的房屋，努力地把基础医学教学和临床医学教学的架势摆布开来。一些年纪大、身体弱些的教授讲师们就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中，章道熙和其他同志都住在校本部。说“校本部”其实是一所停办的卫校的旧址所留下的几间土坯砌的平房，此地名曰“黑石礁”，它的地形可真如其名，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黑色乱石。

章道熙和几位医生常常在黄昏，带着一天的疲乏，伴着已经暗下来的云影天光，回到黑石礁来。在土坯房里点起一闪一闪的煤油灯—一种用墨水瓶、药瓶自制的最经济实惠的灯，大家用它伏案工作或读书直到很晚。黑石礁的夜静极了，依稀可辨蛐蛐儿的叫声。当灯里油快烧尽时，辛劳的人们才躺下歇着。一早起来，他们没有自来水用，还得到两里路外去挑河水煮饭。说起饭，这些习惯了大城市生活的人们，当初要以郧阳的宝贝——包谷糊、红薯汤作为主食。出生在南京市的章道熙见到这些，由新奇到习惯，由习惯到自然，胖胖的脸上总带着笑容。

从医院到学校，八华里的路程，是一条蜿蜒的黄土岭子，没有一棵树，也见不到一株草，它叫武阳岭。夏天上下班，最少两次走在这条路上，火辣辣的太阳照着光秃秃的黄泥巴岭，炎热的空气仿佛停滞，远处麦地里的穗子纹丝不动，四周像火烤着一般，河边水牛困在水里只将头露在外面，那灰蒙蒙的热气，从头上往下压，憋得人透不过气来。

每天都能在岭上看到两个人相伴而行，他们一位是章教授，另一位就是当时53名拓荒人中年纪最轻者，现在是郧阳医学院院长、内科学教授杨桂元。章教授那时总是拿着一只大搪瓷杯，盛满了凉开水每天重复地走这段路。实在渴极了、热极了就索性坐下来，一边喝、一边摘下草帽，拼命地扇。他浑身就像跳了水似的，只得将汗衫脱下来，拧干了再穿上走。这是一位身材魁梧，胖胖的中年医师，他耐饿而不耐热。出门时，丰满的脸庞略泛红光，一条武阳岭还没有走完，颜面就变得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深深的皱纹布在脸上，很显然这是脱水现象。

大雨一下，岭上却是另一番景象。一脚下去踩进泥潭半尺多深，好不容易拔出脚来，鞋上带的泥足有十几斤重。想甩掉这泥吗？也许泥没甩掉，这鞋却跑出去老远。后来每逢雨天上下班，章教授就随身带一把小铲子，走几步铲一次，有时免不了摔在泥里。

类似情景又常发生在别的山路上、别的天气环境中。在凛冽的寒冬，送他们去郧西县的汽车在一座山岭抛锚，章教授就和大家下得车来，在飞扬的大雪之中，又是推，又是扛，终于通过了险路。他们讲起这些事，就像是吃白菜豆腐家常菜那样，极为平常。

二

历史在这悄无声息的崇山峻岭中发生着巨变。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53名拓荒者还在汉江北岸的郧县城奋斗着，任务是使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在鄂西北穷山野莽中站立起来。

一九六七年，三线建设大军开进了汉江南岸、郧县境内十堰区、黄龙区的寂静山林，铁轨正在向这片神奇的土地伸展过来。

是年，我国大型现代化企业——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工程已经在这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摆开阵势。

是年，作为当时郧阳地区管辖的十堰市竖起了筹备处的牌子。

还是这一年，省政府令武医郧阳分院迁址十堰，并指示这所新兴高校的建设者们，到“十堰市”选址，开始建设包括附属医院在内的医学院。自此，郧阳医学院，——现在看来名已见经传的高等学校，就与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一个新兴的地级工业城市一同发展着。准确地说，郧阳医学院打草开荒的日子，还先于二汽，先于十堰市！

虽然一年多功夫武医郧阳分院在郧县城的根基并未扎牢，但迁址还是要分步进行的。他们先将临床教学这一摊子搬到十堰市。

新校址就是引言出现的那个山坳——十堰的三堰，还没有盖起自己的医院。武医郧阳分院就先借用“垭子上”一所区卫生院，摆下了十几张病床，附属医院开张了，急待救治的病人被收进来。

旋即，新校址上出现了几排平房，这是病房。治病救人、济世活人的医生们，自己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稍后又住油毛毡棚子里，紧接着基础医学的一摊子全部搬到十堰来，学生在工棚式的“教室”里上课。

如果不是在战争年代，你大概很难想象医生提着马灯查病房的情景吧。当初就这样——从“垭子上”曾被人称为“老乡医院”的那些病房开始就是这样的。夜夜查房，日日做手术，章教授少不了提着马灯，从他的住处，一个离院里很远的老乡家匆匆走来，然后又提着马灯径向病房走去，迅即在病床前详细查看、询问病情。这病床就是山里长的毛竹捆扎而成的，一根长点的竹子插在“床”上，将输液瓶挂上竹杯就可以操作了。许多的家属在墙上挂串炸油条（当地称油果子）,这就算是接受手术前所准备的“营养品”……每当看到这些情景的时候，章教授就感到一阵酸楚。他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如此贫穷、艰难，作为医生如果能克服困难，以精湛的医术，良好的服务态度，尽快使病人解除病痛，恢复健康，才算无愧于自己的岗位。

他替病人精打细算，减少治疗费用，做了许多例胃切除手术。住院费、手术费、药费及其他杂费加在一起，共计人民币36元。

他带领学生，自挑行李，往返几百公里，到竹溪县、竹山县，指导当地医生为许多妇女做膀胱阴道瘘修补术，使她们长久以来因尿液外流，不敢见人的痛苦得以解除。

他发现外伤性截瘫是山区常见的严重外伤，若不尽早进行正确的治疗，就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或导致终身瘫痪。为了早期解除压迫，使之早期下床活动，他设计并展开了一项科研——骨水泥有机玻璃克氏钢针固定法。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苦心孤诣，终获成果，在1986年省卫生厅主持的科研成果鉴定中，被评为国内先进水平，获得地区一等科技奖。

他多次在出诊途中遇到意外险情。一次郧西县医院有几个危急病人，请求章教授前往救治。但是连阴雨下了几天，公路多段塌方，路面很坏，不通汽车。他说，顾不了这些，争取时间抢救病人要紧。于是就绕道乘船到天河镇，一打听方知，客车有几天不通了，同船到天河镇的同志劝章教授住下，等通车了再走。章教授望着郧西方向，头脑里浮现出了几个病人痛苦、焦急的神情。不行，不能在这里有半刻的停留！我的岗位在手术室，我的责任是解除病人的疾苦。他没坐一会儿，也不喝口水，扛起几十斤重的骨科手术器械，撑开雨伞就走。

道路泥泞，30里的路程变得很长很长，肩上越来越重，脚下越来越滑，肚里越来越饿，身上的卫生裤全都汗湿了。这时天已擦黑儿，看不清路，就沿着山脚走；浑身没劲了，就咬牙坚持。当眼前出现亮光时，他知道这是县城，于是就加快了脚步。不料耳边轰鸣，原来，进城必过的天河水暴涨了。他站在沙滩上，见滚滚浊浪如野马一样奔跑着，怒吼着，而且水位还在上升。咆哮的浪涛拍打在下游的砥石上，刷得溅起几丈高。他紧缩了一下身子，汗湿的衣服这时紧贴在身上，凉冰冰的。不行！不能犹豫，必须抢在河水尚浅时趟过去，为了病人只得冒险。

脚踏进滔滔的急流，根本没法往前迈。要是在天河水碧清、平静时很好分辨哪儿水深、哪儿水浅。可是，此刻洪水的吼声震耳，视野越来越模糊……。情急中忽生一智，他折回来在沙滩上找到过河的汽车轮胎印。就小心翼翼，探着过河。

如果说外科大夫手下的感觉非常灵敏，他这会儿的感觉却全到脚下。一步在水里摸索着走去，就像钉住了一样，牢牢站稳再迈下一步，走到河心，水齐腰深，感到有更大的力量几乎推倒他，脚必须扎得更稳。他盯住城里的灯光想，稳住神，一定得趟过去。终于到了对岸，长嘘一口气，头也不回地直奔县医院。当人们接下章教授肩上的手术器械，看着他浑身上下的水和泥时，都呆住了。

三

“杀鸡焉用牛刀”是比喻小题不用大做的成语。然而郧阳医学院初建时还真时兴了好一阵子“小题大做”呢。院里没有什么大型医疗设备，徒手检查、血尿粪三大常规是他们最为看重的，都是些老辈子生化专家、寄生虫病专家和微生物学专家们亲自做着这些工作，在化验室里每天一丝不苟地干着最基础、最简单的活儿，而且言传身教带出了几代人。

章道熙同志还干过采购医疗器械的事儿，一次他去上海给院里提救护车。事情到了他手里，办起来特认真，他打了一连串的算盘，湖北省驻沪办事处安排他住和平饭店，3元5角的住宿费他嫌太贵，自己找到小旅馆以8角钱的住宿费住下了，但是每天自己要掏3元钱上街吃饭。省卫生厅委托的是救护车公司代办火车托运，他一打听，运费要440元，而且到货时间没有保证，他又拨起了算盘珠。硬是死缠活缠，说通了轮船公司，别人本不接货的，也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破例只收11元的运费把救护车及时运到了汉口。

六十年代末期，在这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沟偶、山梁、河汊，到处一片繁忙，二汽建厂，十堰建市，修筑襄渝铁路、老白公路、十房公路等等，数以万计的工人，聚集在这块地盘上施工，开山炮声不亚于一个战役那么热闹。每天因外伤需要救治者特别多，这可忙坏了外科的医生和护士。当时只有章大夫是老主治医师，还有一位新主治医生和一位住院医师，其余是刚走出大学的医学毕业生。章道熙免不了连续一两天不休息，有时甚至三天三夜不合眼。当时的医院没有输血队，更谈不上血库。白天送来的急需抢救的大出血休克病人，还可以设法在本院或附近各单位联系义务献血。到了夜间，突然来了生命垂危、需立即输血并手术抢救的伤员，此时院内院外一片焦急。为三线建设而负伤的工人如果没有血源输血，无法抢救，就会遗憾地闭上眼睛。章大夫是“Ｏ”型血，要献血他首先想抽自己的。于是向助手和护士一挥手:做好输血和手术准备！输完血立即洗手消毒上手术台。伤员得救了，章道熙同志累极了，然后等待他的是下一个急需手术的病人。以前多次在白天献血又主刀，他还吃得消，现在要在夜里这样做真令人担心。当别人善意劝阻时，他说：我已经考虑过了，来吧，抓紧时间！这样的事在建院初期他至少做了五次。他曾说，生命是无价的，用我的鲜血救命，用我的技术治病，是很值得的事啊！

三线建设在此，进院的诸多外伤病员，大多数是四肢骨折。为病人着想，章教授大多采用手法复位。这样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避免局部组织及骨膜的损伤，促进并加快骨折的愈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但是手法复位必须在X光照射下工作。当时医院用的是没有防护的10毫安和30毫安的老式X光机，吃X线，损伤身体是明摆着的事。

在章道熙做骨科医生的第一天，他就深知X线的厉害，如果长期接触它，可能造成放射性损害，发生癌变，弄不好是要锯手断腿的。

那他为何偏要这么做呢？当时全院只章教授一人能进行和指导骨折手法复位，同时要培养各级医生作为后继者，所以他坚持着，毫无顾及地坚持着！每周至少三个半天以上的时间在X光照射下这样做。一直坚持了几十年！

一位专家就这样做着科学已经指明损害自己的事，他还是要做，这是为什么？是追求，是需要——是奉献，无私的奉献！他奉献了知识，奉献了技术，奉献了鲜血，甚至将自己机体中的一切奉献出来！

人们不希望发生的，同时又是预料之中的事终究发生了。

由于长期接受X光照射，章教授已经成了全身性放射损伤，左上肢发生癌变转移。

一九九一年医生给章道熙同志做了左肩关节离断手术，他的一只手臂奉献出来了！然而问题不止于此，经检查发现有纵膈癌肿转移，手术残端切口附近又有两处癌肿转移。右手指骨质吸收放射性溃疡。被评为一级残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

学院党委和院行政领导在看望他时，见他在病床上正在用另一只手拿着最新医学杂志阅读，精神乐观地说：请不要为我担心，癌肿并不可怕，它转移到哪里，我就开刀到哪里！

果然，他面对严重的病残，并没有止步。手术后，他仍然查房、看门诊、上课、参加科研和培干。师生见此情景，深受教育，不少人止不住眼泪的涌流。

这是钢铁一样的人啊！前不久发现他的左肩及胸壁又有四处癌肿转移，如不及时做手术，后果将不堪设想。刚安排好手术日期，就接到省高工委接他赴汉参加“奉献者报告会”的通知。他觉得这是比自己健康更为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把手术日期往后推移。在汉完成任务后，他又回到本院，以自己残废的身躯与又一次手术的痛苦进行了搏斗，再一次战胜了更为严重的病痛折磨。他告诉笔者说：癌肿吓不倒我，这不能让我停止工作，因为我对山区医学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热爱这项平凡而伟大的工作，热爱山区人民，为了人民的健康尽一个医务人员的责任，就是我的幸福！

武当山、神龙架仍然站立着；汉江水义无反顾地东流着。让崇山峻岭、千岩万壑的每一条涓涓小溪，与奉献者的情，奉献者的爱，汇集在一起，奔腾在一起吧！

谨以此篇献给为我院建设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建院元老们！

摘自《郧阳医学院报》1995年11月8日 建院三十周年校庆特刊